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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底蕴深厚的文化沃土

发布时间: 2019-03-11   作者: 吴兴权   来源: 黔东南新闻网 编辑: 王槐雪

  黔东南新闻网讯 生活在黔东南这片土地,我们应该怎样去感受、体验、挖掘她蕴含着的悠久苗族侗族历史和厚重地域文化,用我们独特的方式去表现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和她的博大文化,展示出这方天地的民族魂,这需要我们去学习和借鉴国内外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反思我们的文学创作方向和表现手法,在这片地域上寻找我们自己的位置和坐标,让我们共同努力,携手并进,走出一条五色斑斓的文学之路。

  黔东南地域文化的特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素有“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的民族文化奇观,300多个多元化的民族村寨,组成了比较完整的苗族侗族文化体系;这里有丰富的祭祖文化、图腾文化、歌舞文化、节日文化、服饰文化、农耕文化、巫术文化、苗医文化、婚姻文化等民族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苗侗文化与农耕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相互渗透,水乳交融,形成奇异诡秘、独特丰富、民风浓郁的文化内涵,至今的建筑、服饰、习俗、歌舞、乐器、工艺仍承袭着远古的遗风,闪烁着昔日魏晋歌舞、唐宋服饰、明清建筑的光环。苗族飞歌、敬酒歌、游方歌,斗牛赛、斗鸟赛、斗鸡赛以及银饰、蜡染、丝绣……这些构成了苗侗民族绚丽的艺术殿堂。这里是苗族大迁徙的主要聚集地,一代又一代的苗族先人在此创造了灿烂的苗族文化,被誉为“苗族文化中心”。至今苗族建服饰、习俗、歌舞、乐器、工艺等仍保持着传统古老、原汁原味的内涵,被文化学者称为:魏晋歌舞、唐宋服饰、明清建筑,她浓缩了中国千百年农耕文明文化的发展史。苗族侗族文化书籍《木楼人家》《伤心篱笆》《从文学自觉到文化自觉》《黔东南秘境》《远在天边的寨子》 等专著保存了丰富的苗侗文化,这是我们独有的优势,也是我们文学创作的源泉。

  贵州文学创作的力度

  纵观当代贵州文学历程,在50年代成名的老一辈作家中,著名彝族作家苏晓星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末代土司》,结构恢宏,气度不凡,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力作。著名苗族作家伍略则以《虎年失踪》为代表的系列中篇小说编织了一个熔风俗、文化及政治于一炉的魔幻故事,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美丽快乐的意象性审美空间,提供了一个与以往小说风格完全不同的文本,还有著名布依族诗人弋良俊的《面对被拍卖的苗家女》、《冬至》等小说;侗族作家潘年英在散文集《我的雪天》之后又推出了《大月亮,小月亮》《不虚此行》《落日回家》以及《连年家书》等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崇尚体验,思考人生,表现了社会转型期作家精神矛盾的丰富性,渗透了理性的批判,表现了作家不媚世俗的风骨,荣获庄重文文学奖。谈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文学特色,我们可以借鉴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等的作品,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等三篇作品曾蝉联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兴安岭林区和呼伦贝尔草原。鄂温克族的“雅库特”人,以狩猎为业,是一个直接由原始公社的狩猎部落制跨入社会主义历史队伍的人们的共同体。封闭的民族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造成了长久以来鄂温克人难以为外界了解。乌热尔图依凭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体认和炽热情感,如实地用文学手段表现了鄂温克族雅库特猎人们的独特生活、劳动和异彩浓烈的感情世界,民族文化间长期以来的相互隔离状态以及不同质文化的相互陌生,为乌热尔图创造了成功的契机和殊荣。扎西达娃也是如乌热尔图“挖掘独特的财富”,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说他们的作品“是他那个民族的精神和意识的花朵和果实”,谈到民族文化与创作,还有以蒙古族为代表的“草原文化”,以藏族为代表的“雪域文化”,以回族为代表的“穆斯林黄土高原文化” ,这些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文学的宏观创作倾向。藏族作家文学作品中普遍表现出来的富有艺术想象力,维吾尔族作家文学作品普遍表现出来的富于思维机敏性,满族作家文学作品中普遍表现出来的富于人生幽默感,以及蒙古族作家文学作品普遍表现出来的集“苍狼”与“白鹿”两极文化为一体的刚柔相间的审美方式……我们的文学创作不可能是乌热尔图式的,也不可能是扎西达娃式的,只能是闪放苗族异彩纷呈多姿多彩文化特征的作品。民族作家寻根溯源地重新找到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并以文学形式展现其有价值的内蕴,不能不说是有意义的探寻。我们只有有效地回归到本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基础之上,发掘并获取以文化原初美以人性原初美为内核的艺术基因,去书写出一幅幅独具色彩的文学篇章。黔东南州苗族作家伍略的中篇小说《虎年失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表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侗族作家、评论家潘年英认为《虎年失踪》“从人认虎作父相伴生活与洛里乔神秘失踪的双重变奏中,伍略得心应手地编织起一个熔风俗、文化、政治于一炉的魔幻故事,这故事古怪离奇,却又完全照见人类的生活”。庄重文学奖获得者苗族文学评论家徐新建以《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为题评述《虎年失踪》,正是看到伍略这部中篇小说“深藏于民间活土的神话思维”,他还认为“从沈从文到伍略,他们的创作中所包容的是有跨地域意义的文化内涵,并感受到漠视‘中心——边缘’那种截然对立后,世界文学自身所拥有的相通话语”。

  当代贵州文学作品

  在贵州这片天地里,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上半叶,何士光这个名字被贵州文学界私下称为“一面旗帜”,无疑是对他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创作成果的肯定。著有长篇小说《似水流年》,中篇小说《青砖的楼房》《草青青》及短篇小说集《梨花屯客店一夜》《故乡事》等。其中短篇小说《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和《远行》,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作品以自然散淡但并不缺乏语言张力,始终没有放弃对人的关怀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以及到后来创作的《如是我闻》,虽然饱含禅意,但是其作品依然是对人生的觉醒以及生命进程的思索。

  1982年秋,李宽定被《山花》编辑部选派到北京就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自我选择导师是沈从文。在北京求学的两年中,李宽定多次当面聆听文学大家沈从文教诲,小说写作在古朴的民俗中表现人性的美、生活的诗意,塑造了杏仙、山月儿等一系列美丽、善良的女儿家形象,其作品《小家碧玉》《良家妇女》,从中不难看出对沈先生的几分“师承”。李宽定的作品蕴藉丰厚的“黔北风味”表现出婀娜多姿的黔北山川和古朴淳厚的乡俗民情,从而构成黔北乡镇生活的绚丽图画,传达出特定地域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在情韵,展示出其乡土写作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贵州苗族作家吴恩泽的长篇小说《伤寒》,是排名紧随《尘埃落定》的优秀长篇小说;苗族作家赵朝龙的《蓝色乌江》和土家族作家田永红的《走出峡谷的乌江》两部小说集,以对地域生活的精彩描述和对地域文化的审美观照。我州作家韦文扬创作有短篇小说《龙脉》,中篇小说《蛊》《山》《水》,中短篇小说集《苗山》。其中中篇小说《蛊》(《山花》1987年第2期)描写的是一个关于苗山的感人故事。在作家的笔下,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在告腊山这里,神话与现实、荒诞与真实交织在一起。他的小说以对民族风情和人生的风格化描写见长。

  对黔东南地域文化文学创作的反思

  通过以上的比较、思考,我们应该有所省悟, 一个民族自有一个民族的文学 ,一种地域自有一种地域的文学。我们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的文学作品,但是,真正能从深度去挖掘地域文化的作品还是少,没有重量级的作品出现,多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故作深沉之作;小说也罢、散文也罢、诗歌也罢,亦如此;有的胡言乱语、有的疯疯癫癫,有的故作呻吟, 身在苗乡侗寨而去书写什么寒宫、大漠、长城、碧海,更有“智者”关门寻诗、造诗、作文,自我满足,自认是“曲高和寡”,钻在自己编织的象牙塔里孤家自赏,没有将自己放在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去检验、放在这片地域文化里去寻找正确的坐标,使得我们的作品没有深度、广度。我们需要将作品拿去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发现我们的不足和存在的短板,在一种矛盾中去改进我们的创作思路和手法,在阵痛里寻找突破口,走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