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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视阈下的黔东南侗族》序

发布时间: 2019-11-07   作者: 傅安辉   来源: 黔东南新闻网 编辑: 王槐雪

  一

  罗康智虽不是侗家人,但热心侗学研究。早在吉首大学读研期间,罗康智就已经致力于研究侗族文史及相关问题。到凯里学院工作后,随即加入了黔东南州侗学研究会,积极从事侗学研究工作,承担过研究州侗学研究会的年度课题,参加研究过省长基金课题《黔东南侗族历史文化》,出了不少成果,《文化生态视阈下的黔东南侗族》是罗康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之一。

  关于黔东南的侗族,研究的人比较多,也形成了不少共识。但是,共识中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文化是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看一个民族,主要是看他们的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经济、社会和人的因素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化生态又在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特色和风格。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凭籍。黔东南这块土地,侗族人民在这里勤劳耕耘,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构筑了中华灿烂文化中的奇葩。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鸭共生农艺系统、速长林“八年杉”、侗戏、侗款、鼓楼、风雨桥的发祥地都在黔东南。侗族文化及其所包含的民族精神,不仅凝结成了这个民族的过去,成就着她的今天,也可以滋生出新的未来。民族特有的优秀精神品质,一定会在该民族的文化里得到体现,对于这个民族的发展、进步,都是必不可少的。从文化本身来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研究并导航她健康发展,才会使民族文化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侗族的价值取向不尚推崇个人,而是群体。认为群体是伟大的,个人在群体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侗族以群体为荣,以群体为上,提倡群体利益高于一切。故而传统的侗家人把公益事业看得大如天。

  侗家人习惯通过说理,提高对人理、物理、事理、世理的认识,一生追求真理,做一个懂理讲理的人,以理与人交往,以理走遍天下,侗族人主张以理服人。温善儒雅成为黔东南侗族人的共性。与人交往,时时处处做到温和、善待、恭敬、节俭、忍让,追求着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互帮互让,相敬如宾”和谐社会生活境界。在黔东南侗乡,抚老爱幼、敬贤尊能、行善积德、群体至上、女士优先、重义轻利、热情好客等等是侗族人民经久保持的传统美德。

  历史上黔东南侗族的行为方式以趋静求稳见长。趋静就是追求恬静自然的田园生活;求稳就是追求平安无忧的日常生活。黔东南侗族人要过的是一种恬静自然、平平稳稳、无忧无虑的生活。

  明清时期,由于朝廷加大对西南开发的力度,流灌黔东南北部的氵舞 阳河成为中原政治连接西南的纽带,政府到黔东南采购“皇木”后,清水江又成为黔东南与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通商的黄金水道。清水江边的三板溪一带又有产金颇多的平秋金矿,这样的历史机遇,氵舞 阳河、清水江带动了黔东南北部侗族地区提速发展,而且开始步入汉化的进程。而属于岭南边地都柳江流域的黔东南南部侗族地区,人烟稀少,外来推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加之黔东南北部侗族地区属于镇远府管辖,黔东南南部侗族地区属于黎平府管辖,在接受行政上有差异。黔东南北部侗族地区属于长江水系,黔东南南部侗族地区属于珠江水系,气候地理也不相同。与此对应,黔东南北部侗族地区受到楚湘文化影响较多,而黔东南南部侗族地区受到岭南文化影响较多。这些造成了黔东南南北部侗族地区文化生态上的差异性。

  改革开放以来,黔东南侗族人纷纷走出山门,到外界去打工,很多人告别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舍弃了旧的谋生门路,走上新的营生路途。在这当中,他们接受了新文化,也改变了传统的一些人生观和价值观,传统的民族文化也在扬弃之中。应该承认,改革给黔东南侗族带来了文化涵化、发展、创新的契机,文化生态的大变化已显而易见。

  侗族历史源远流长,文化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风格和特点,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包括侗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黔东南侗族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涉及的方方面面,并不为人们一时一刻就可以了解精通,事实上是知不完道不尽的。

  二

  由于我国长期受到单线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研究不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时,总喜欢套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于是不管对哪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都要将这些民族纳入上述的社会形态中去进行分析。事实上,侗族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仅始于唐宋时期,如果按照上述理论去展开研究,其间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到黔东南侗族而言,唐、宋、元三朝,这一区域的大部分侗族居民还处在生界之中,还不是中央王朝真正的编户齐民。明代在贵州设省之后,中央王朝和黔东南的侗族之间的联系虽说有所加强,但这一区域的许多侗族的聚居地还是化外之地。直到清雍正改土归流之后,在黔东南设立了新疆六厅,清廷才真正将黔东南境内绝大部分的侗族居民纳入其控制之下。因此,如果我们对黔东南侗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时,仍然沿用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形态的学说理论,其间的得失利弊也就不言自明了。罗康智推出的《文化生态视阈下的黔东南侗族》一书,其亮点正在于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出发,对黔东南侗族的历史文化展开研究,由此摆脱了社会发展史教条的桎梏,使黔东南侗族的历史文化变成可以理解,可以触及的人与自然协同演进的过程。作者还从辩证统一的哲理高度对黔东南侗族呈现的各种文化事实做出了深入地发掘和阐释,并立足于文化的整体观,做出了自成系统的表达。使读者在阅读该书后,能从中领悟到这种典型性和代表性,进而认知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不仅是一个适应所处环境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保持与创新统一的新陈代谢过程。这样的研究思路,我乐于向读者推荐。

  对一个民族文化的书写,探本求源是绕不开的过程,而要对无文字记载的侗族进行这样的探讨客观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文化生态视阈下的黔东南侗族》一书,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并结合黔东南侗族居住较为集中地的口传资料、民间传说、碑文、家谱、契约等调查资料,从侗族的族源与文化渊源的关系入手,较为客观地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对于今后关于侗族族源的研究做了一种新的尝试,并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前人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混误,这是该书值得推介的理由。

  自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论》一文中提出“文化生态学”之后,“文化生态”这一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然而,在此前的中国生态民族学探讨中,人们习惯于要么偏重民族文化的表达,要么偏重于生态系统对文化模塑作用的探讨,这显然与斯图尔德的期望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罗康智新近推出的《文化生态视阈下的黔东南侗族》一书,突出的长处恰好在于以黔东南侗族的历史文化为线索,较为完整的贯彻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理念,进而注意到黔东南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其特定的生态系统,而要维护好这样的生态系统,更不能抛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侗族文化。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该书深入地揭示了黔东南侗族文化对所处生态系统的能动适应,总结了黔东南侗族对所处生态系统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的基本经验,挖掘和整理了其生态维护与建设的生态智慧与技能,这可以为我国当下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这是该书值得推介的又一理由。

  在推介该书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注意到“文化生态”这一术语的理解在学术圈内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诸多分歧。虽说学界同人在此前做了众多的工作,但时至今日依然深感理论探讨的深度有待提高,因而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去研究黔东南侗族的历史文化,存在不足和疏漏也就在所难免了。书中个别结论还可能失之武断,某些出处查检有欠周备,论证逻辑也不免有欠周严,但睱不掩玉。愿我们的读者看到精华的同时,能谅解该书客观存在的不足,并在这一基础上推动对黔东南侗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