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堡寨门

　　摩崖上的“黄金门堡”石刻

　　黔东南新闻网讯 于我而言，这次的红岩堡之行是一段可以感知真实过去历史生活的画卷。当我走近它触摸它，就像触摸一本泛黄的历史古书。一些遥远的信息密码不经意间从古城门、古城墙、古巷道……中蹦跳出来，直达我的心灵。它的存在遥远而又真实。

　　红岩堡位于 黄平县谷陇镇岩门司村东北2公里处清水江北岸的红岩山上，距县城54公里。现寨子有47户，260余人，苗汉杂居，是一个明朝遗留的军事古军屯堡。

　　从清水江边抬头望去，是看不到红岩堡的轮廓的，寨子隐藏在山间林木葱茏的凹槽处，四周群山环绕。南面是一面陡峭的悬崖，一条石板小路从清水江边蜿蜒而上，小路从悬崖间隙穿过，一道石墙把间隙两端连接起来，石墙的中间垒有一道高约2.4米，深1.5米的半圆形石拱寨门，这是进村的唯一通道。红岩堡地势独特，防卫严密，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穿过厚重的寨门，红岩堡就真实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寨子面积不大，一条鹅卵石铺成的斑驳的古巷道延伸进村中，被岁月磨得凹陷或光亮的石板，似乎映射出岁月的影子。古城门、古巷道……一种久远的历史气息从巷道向两边的房屋弥漫开来，原始而浓烈。村中小孩快乐地在巷道里追逐玩耍，妇女们在门前绣花，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路边觅食，寨内寂静安详，仿佛穿越历史时空走进一个远离世尘喧嚣的世界。村中所有的房屋基本上是木房，建筑融合了苗族文化与江南文化的特点：既有苗族的吊脚楼与美人靠，也有江南建筑文化的影子——几乎家家户户房子大门都安有腰门(腰门又称矮门，避窃门，是大门前面的两扇小门。腰门是江南建筑文化特征之一)。木屋从巷道的两边向两端延伸，鳞次栉比的民居建筑错落有致，寨子内的民居除了有个别小厢房是通过水运和艰难挑扛回来的水泥砖搭建外，基本保留了原生的风貌。

　　是谁修建了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古堡?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雾，从历史零星的记载中去寻找它的由来。说到红岩堡，那是一段遥远的历史了，要延伸到600多年前的明朝。明朝建立初期，基本沿用了元朝的行省制度。但明初，朱元璋刚打下江山，基础还不太稳固，贵州设置行省时机不成熟。主要是贵州当时有大量的土司，其中势力最大的有思州土司、播州土司、水西安氏土司和水东宋氏土司。四大土司之外，还有大量的小土司。大大小小土司的存在，使得明朝的行政力量难以深入。在最初时期，明朝只能在军事设置贵州都司、实行军屯等措施来不断加强管理。据料记载，洪武七年(137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朝廷在旧州设置播州黄平安抚司。十一年一月十一日，置黄平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二年五月，傅友德平狼洞(新州)置兴隆卫。朝廷下诏曰“依山带水四塞为固，缘实逼苗疆，伏莽升陵，偶或为患，桑土绸缪固未可或缓也。”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明政府在黄平县境始设屯堡，红岩堡就是修建于这一时期。红岩堡是明朝廷在苗疆设置的前沿军事哨所，是为了防止“九股苗”向北进攻，才派出军队到这里驻防，并凭借清水江和两岸悬崖之险，筑堡挟阵防务，弹压诸苗。

　　随着明王朝势力在贵州的深入，一部分土司纷纷归顺明王朝。对不愿归附明王朝的少数民族势力，则以武力进行镇压。朱元璋在圣谕中说：“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威，不如此不可也”。并对贵州政策进行积极的调整，特别是明朝廷的“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政策的实施，形成了贵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屯兵的家属，南迁的移民，大量涌入贵州，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红岩堡也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堡内有刘、王、李等姓，200余户，形成独具特色的屯堡村落。现今寨子南面山崖上摹刻的“黄金门堡”就是红岩堡辉煌的见证。这处摩崖文字是由四列阴刻的繁体字组成，虽然历经岁月风雨的侵袭，但字迹还能依稀可辨，摩崖字刻从右至左依次为：“黄金门堡”4个大字，接着的两列是“钦差镇御兴隆卫锦衣卫指挥蒋瓛建”，最后的落款为“洪武二十四年岁次辛未三月十一日。”明洪武二十四年为公元1391年，距今已有629年的历史。有谁能想到修建的红岩堡的人竟然是官至二品的明朝锦衣卫都指挥使蒋瓛呢?一个权倾朝野的锦衣卫指挥使，居然亲临苗疆的边缘之地兴建一座屯堡，可见它地位的重要性，这里不仅是屯兵驻地，也是锦衣卫在苗疆的秘密哨所，难怪史书鲜有它的记载。

　　村中一个老人告诉我，红岩堡最为神秘的不是蒋瓛在堡内设锦衣卫秘密哨所，而是当时堡内有一位神秘的叫花子。叫花子白天在周边讨吃，到了晚上就回堡上一山洞里住。一次朝廷官人来红岩堡巡视，无意中拜访了这个叫花子，之后带肉带酒又来招待他。再后来，还喊人备马接走了叫花子。而备马接走叫花子的官员就是岩壁上刻字留名的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叫花子是什么人物，值得一个位高权重的锦衣卫官员如此恭维?岁月远去，明朝的身影足迹已经渐渐模糊，蒋瓛与叫花子的秘密就成了红岩堡的不解之谜。

　　红岩堡因战争而兴起，也是因战争而衰落。

　　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大明帝国的大厦在农民起义刀剑下轰然倒塌。之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赶走李自成，入主中原。清王朝在苗疆沿用了明朝的屯堡制度，并推出武力开辟苗疆策略。对“九股苗”区进行残酷的武力征伐，弄得苗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人民起来反抗就成了一种历史必然。清咸丰五年(1855)，台拱板凳寨张秀眉领导苗族人民揭竿而起，攻破台拱厅城后，起义军渡清水江军攻打黄平岩门司，同时围攻红岩堡。红岩堡地势险要，义军无法攻破。义军采用策略，围而不攻，围断堡内武器食物供给。堡内外无援兵，内无粮草，最后因内饥荒蔓延，守军散失意志，义军才攻入堡内。堡内驻军、居民大都在此役中战死，慌乱中一小部分人从悬崖上跳入清水江逃生，有的被淹死，仅有少数人没被溺死才苟且逃生出来，逃亡他乡。咸同苗族农民起义的十八年间，红岩堡一度荒无人烟。

　　红岩堡的再度兴起，是张秀眉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失败后，朝廷恢复了对苗疆的统治，鼓励人们重建家园。原居于此因战争逃亡出来的屯兵后代刘应奇才带着在外成家的妻小回到红岩堡，而王、李两姓再也没有回来。刘应奇回到红岩堡定居后，充分利用屯田，带领家人辛勤耕耘，持有良田百余亩，过上了富足生活，一直活到96岁才去世。新中国成立前，红岩堡仅有刘氏一族10多户居住。直到土改后，才有潘、雷、沈、杨4姓的苗族陆续迁入，形成苗汉杂居的格局。至今苗汉文化在这里融合共存，红岩堡既有苗族文化的习俗，又有中原文化的遗风。刘氏家族的族长刘应权告诉我们，别看寨子为苗、汉杂居，他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各个姓氏的人们都是以亲兄弟姐妹相称，大家还立誓规定。这种制度在大家的共同遵守下，全寨男女老少从言行和思想上结成了一股不可分割的凝聚力。长期以来，大家过着亲密无间又十分宁静的生活，寨子内的社会治安秩序井然放心，在其他村子的居民在为防盗防窃而处处小心的今天，红岩堡这些汉、苗住户完全安全甚至超越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和谐高度。

　　因为堡内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发展难度大等，前几年这座村落里的200多人口仍然生活在这处似乎与世隔绝的山窝里，孩子们上学需要步行1小时的路程才赶到学校。每年在冬春旱季的清水江枯水期，人们还勉强从寨内唯一的“生命通道”出入，一旦到梅雨季节，江水高涨，全寨子的男女老少出行都要靠船只接送，或攀岩吊绳冒险进出，给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目前，在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下，公路已经修到红岩堡寨脚下，极大改善了村民的出行。但公路依然无法通进村里，进村依然要爬一段200余米的山崖。至今红岩堡仍然保持着“闭关”与“自封”原生状态。独特的地理空间和苗汉民族的融合共存，造就了红岩堡独特的山水风光和人文生态。红岩堡确实是人们寻觅“乡愁”，访古探幽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