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会想到，四百多年后的某一个早晨，一个写诗的中年人会对此长久的思索。就在我们的身边，距离凯里市三十来公里的炉山镇，因为孙应鳌先生而振聋发聩。

　　当有一天，我把笔触伸向四百多年前的某个早晨，我想这是一件极其惬意的事情。

　　明朝建国初期，明太祖为了巩固政权，重视教育、兴办学校，试图以儒家教化思想来加强对臣民精神的控制和统治。同时，他多次下诏求贤，征召各地大儒贤才，作为实施“文治”政策的主要传播者，足可以看出其对教育的重视。

　　在明、清皇帝的众多老师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比如万历首辅张居正，他不仅是一代名臣，更是著名的帝师。从大明万历元年即公元1572年，明神宗朱翊钧十岁登基起，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就一边辅佐、一边教育皇帝。在张居正的辅佐下，明神宗朱翊钧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

　　要说孙应鳌，必须先说张居正。张居正作为大明帝师，与历史上的姜子牙、管仲、商鞅、李斯、张良、诸葛亮、房玄龄、耶律楚材、刘伯温齐名为十大帝师，其能力、才华及治国理政经略可窥一斑。十年的辅政，换来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开花，几乎创造了一个晚明的小高潮，但最终改革戛然而止。

　　张居正与孙应鳌叔父孙裒在1547年同科进士，又同为庶吉士。从“愿勉旃自爱，归见令叔虑吾(孙裒)，证以山中所得，何如?恐当远逊阿戎矣!”等语，亦足见两家的交谊。

　　张居正对人才的重视可以从对孙应鳌的赏识看得出来。张居正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加上作为明神宗朱翊钧的老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一言九鼎，是明代宫廷教育的旗帜性人物，他的教育理念对明朝的宫廷教育乃至现代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嘉靖六年(1527年)，孙应鳌出生于清平县，传说九岁能作文，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中举，三十二年(1553年)成癸丑科进士，选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出京为江西按察司佥事，历任陕西提学副使、四川右参政、佥都御史，官至工部尚书。隆庆六年(1572)建清平山甫书院，回乡讲学，吴国伦提学贵州时，亲晤孙应鳌于山甫书院。

　　在孙应鳌任陕西提学副使时，作《谕陕西官师诸生檄文》16条，详细阐明了他的教育主经和为学之道，曾提出“勤学、励政、亲贤、远奸”等理念，通过讲授《尚书》，婉言劝说明神宗不要贪图享乐，应了解百姓的稼穑艰难，要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可见其良苦用心。

　　孙应鳌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给皇帝讲课的人，他较好地传承了张居正的思想精髓，比如对皇帝灌输重德爱民的思想、树立重勤轻玩的观念，强调重道轻艺和重俭轻奢。

　　明代中晚期，正是阳明心学从发展到壮大的重要阶段。从嘉靖初年开始，阳明心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派并登上中国历史舞台，阳明弟子遍布全国，阳明心学不断在全国各地传播。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期间，先后在龙场和贵阳讲学，贵州成为阳明心学的发源地。孙应鳌作为明代四大理学家之一，在王阳明学说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他继承了王阳明学说思想，成为贵州省古代第一位哲学家。

　　因对现实不满，孙应鳌把眼光投向疮痍满目的社会，写下不少直抒胸臆的诗歌作品，《黔诗纪略》收录其诗有457首，他的《学孔精舍诗钞》是贵州最早的一部诗集。

　　从庞大的历史资料还原孙应鳌所处的大明时代，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只是在浩瀚的史料中寻觅先生的点滴，以此对其过往致以敬意。

　　漫漫历史岁月见证了炉山的兴衰与变迁，并留给炉山宝贵的精神财富。2018年国家发布全国重点镇名单中，炉山榜上有名。如今炉山的工贸行业正在蓬勃兴起，绘就一个朝阳般的炉山。

　　发展，离不开教育，我在炉山第二小学走访发现，学校高标准建设学生宿舍、食堂、图书馆、户外运动场所，保障学生的生活居住水平，同时，开展户外拓展及班级集体活动，不定时开展篮球、足球、诗歌、绘画等团体活动，并设立班级评比奖，让学生把班级当成一个大家庭，激发集体荣誉感，使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这些，无不受到孙应鳌的影响。在这里，重点谈一下他的教育思想，孙应鳌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和人才的培育，强调德育的重要性和教师模范作用，主张师道与学道相统一、思与学相结合，并对教学的内容、教育的方法等作了系统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作为帝师，孙应鳌有力推动了晚明文风的转变。

　　1582年，张居正去世。张居正死后不久，明神宗开始清算张居正。1583年，朝廷再次启用孙应鳌，授刑部右侍郎。1584年3月，改授南京工部尚书。孙应鳌均不仕，遭言官弹劾。

　　我不知道孙应鳌心里太多的愁苦是如何付诸东流的，“建文君事”这四个汉字一经重新组合后的意义，始终是朱家王朝梗心的事，尘封了一百七十多年，其间无人敢提起，孙应鳌抓住解禁时机，第一个吃了螃蟹，触碰“时禁”，先生的胆识和气节让四百多年后的我，颜面扫地。可以说《明史》得以恢复建文年号，孙应鳌功不可没。

　　朝廷对孙应鳌此《疏》的处理结果是“留中”。“留中”，指将臣子上的奏章留置宫禁之中，不交办。明代官员向朝廷呈送奏折，如果皇帝对相关奏折觉得不合己意，或者认为不合时宜，就会采取消极的处理方式，扣留相关奏折，即“留中不发”。

　　孙应鳌《疏》奏之年，为1573年。时年，“建文君事”刚刚解禁。孙应鳌《疏》上后，虽然“举朝目为昌言”，张居正亦有同感，但因其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此《疏》最终“留中不发”。

　　1574年9月，孙应鳌入京任大理寺卿;1575年4月，晋户部右侍郎;1575年8月，又改礼部，掌国子监祭酒事;1576年正月，补充经筵讲官。

　　1576年10月，孙应鳌以病乞休。

　　1579年，朝廷重新启用孙应鳌，授国子监祭酒，孙应鳌不仕。

　　孙应鳌的这段履历极富戏剧性。明神宗年幼、张居正主政期间，孙应鳌并未因《疏》获罪或被“冷藏”，反而得到重用。换为四百年后的今天，大凡举荐人才，德才兼备者必推荐，必用之。足见《疏》是得到朝廷上下特别是张居正认可的，“举朝目为昌言”之时评并非言过其实。

　　1584年7月，孙应鳌卒于清平家中，享年58岁。孙应鳌谢世后，安葬于城南校场堡右凤凰山下。朝廷鉴于孙应鳌的贡献，便赐祭葬。

　　孙应鳌谢世后，贵州巡抚郭子章等要员为其请谥于朝，获诰谥“文恭”。后在孙文恭原书舍处建祀祠，清代中期毁于兵火，清光绪七年(1881年)，孙应鳌的后人出资重新修建。

　　孙文恭公祠坐落在炉山镇老北门石仙鹤巷口，后人为纪念孙应鳌，特意把此地改为淮海路。据说，孙应鳌少年时曾在此读书。有一年春节，炉山城关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张贴了大红对联，大家为了试试孙应鳌的记忆力，便让他骑着马奔跑过街，要他把两边街各户人家所贴的春联一一背诵出来，孙应鳌一口应承。只见他骑着马飞驰而过，而后竟能一副不漏、一字不错地把街两旁所有的春联全部背诵出来，人们惊叹不已。那时，孙应鳌已经表现出神童的气质，为之后入仕做了铺垫。

　　我认识几位孙应鳌的后人，每每谈及孙应鳌先生，都感慨有加，摇头哀叹。几年前，我曾想斥资筹拍电影《少年孙应鳌》，终究没有拍出来。2027年，也就是孙应鳌诞生500年，孙应鳌作为凯里市历史文化名人，贵州历史上第一位给皇帝授课的帝师，也是王阳明再传弟子中成就最高和集大成者之一，对孙应鳌的研究势在必行，这对推动文化繁荣和推进乡村振兴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历史的车轮前进了四百多年，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行走在炉山老城区的街头，临街的建筑层楼叠院、高脊飞檐，复古的徽派建筑依然有当年的气势，这些历史的痕迹并没有轻易从我们记忆里抹去。

　　我极其虔诚走进孙文恭公祠。大红朱漆依然呈现新鲜的味道。猛一抬头，正厅房梁上缠绕着红丝带，微风轻吹，把四百年前的历史无限拉近，像打开的史书，一页页翻开。

　　在孙文恭公祠外，我写下一首《你在清平》：“此时此刻，抬头仰望孙文恭公祠/天空飘出你的模样/我只能让大明的风吹得轻些，再轻些/我只能把自己当成一粒沙，一粒渺小的沙/在劲风中，慢慢靠近你/让吹响的芦笙/替我把心中的话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