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一体与同感：王阳明对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贡献 促进社会道德共识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2025 年 7 月 26 日，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承办的“文润黔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名家讲座第四期”在贵阳孔学堂开讲。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知名哲学家、香港中文大学黄勇教授以“万物一体与同感：王阳明对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贡献”为题，为我们解读阳明心学的智慧如何跨越五百年时空，成为连接个体良知与人类命运的桥梁，在全球化时代重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价值。本报特将讲座内容进行摘录发表，以飨读者。

　　万物一体与同感：王阳明对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贡献

　　促进社会道德共识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黄勇

　　黄勇，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应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知名哲学家，《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道：比较哲学杂志》)主编，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出版中英文专著10余部，中英文学术论文各百余篇。

　　随着道德心理学与伦理学领域关于“同感”(Empathy)现象的讨论日益深入，我们把研究视角转向中国哲学。研究发现，中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万物一体”思想正是对“同感”概念极具深度的哲学阐释，不仅“一体”概念的提出时间早于西方哲学，更蕴含着能够矫正当代道德心理学相关理论探讨有失偏颇的独特智慧。

　　讲座现场。 覃伟 摄

　　什么是同感?在西方哲学史上，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常被视作系统讨论“同感”的先驱，当时，“同感”在英语中多用sympathy(同情)表述。西方哲学认为，同感现象就是代替他人的情感，即我的感觉和我同感对象的感觉是相同的;如果他人受伤只有他自己能感觉到，这不是同感，而是我们对他人的痛苦产生的情感。同感现象是多层面的：认知层面，知道他人痛苦;感知层面，不光知道他人痛苦，而且也感到了他人的痛苦;动力层面，感到他人的痛苦并产生一种动机或者动力，且要把这种痛苦解除掉。这三个层面是同感现象的特征，跟认知不一样，认知是我知道他人很痛苦，不一定有能力解除他人的痛苦，但是有同感的人，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帮助他人解除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当代道德心理学对同感现象会产生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争论的主要原因。

　　中国哲学很早就有对“同感”的探索，似于中国古代先哲所探讨的“万物一体”观念。先秦典籍《庄子》和《孟子》都有关于“万物一体”的讨论，北宋理学家程颢明确提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核心理念，明代中期的王阳明继承和弘扬了这一理念，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强调修养高的“大人”能够体察万物，视天地万物如同自己的身体器官。程颢以“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为譬喻，精辟阐释了“仁”的本质等同于“能感痛痒”。“最善名状”最能说明儒家讲的“仁”不仅指感知自身之痛痒，更指能感同身受他人乃至鸟兽草木之痛痒。王阳明进一步以“孺子将入于井”引发的“怵惕恻隐之心”为例，证明因“仁”而使自我与孺子合为一体，所以孺子入井便如同自身面临险境一样。同样，对“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的“不忍之心”就是一种“同感”，从孺子到人、鸟兽甚至草木瓦石，莫不如此。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与当代道德心理学定义的“同感”高度契合，但意义远超“同感”范围。除了认知层面、感知层面、动力层面，还包括对草木有怜悯之心，对瓦石有顾惜之心。尤为重要的是，“万物一体”思想在根本上超越了西方讨论常陷入的“同感源于利己抑或利他”的二元困境。如果“己”和“他”是一体，利己利他之分便失去了存在根基，利他即自利，自利即利他，这为解决西方伦理学在此问题上的长期争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视角。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可以矫正“同感”对象的狭隘性。西方哲学认为，从认知、感受、动力三个层面来看，对恶人的同感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从道德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同感现象不应该有。一是因为对恶人同感，一起做恶事不好;二是同感很难产生，除非自身就是恶人。有的学者则认为，除了道德心理学讨论的身体上的痛苦(Physical Pain)，还有一种社会性的痛苦(Social Pain)，即人的社会性瑕疵。而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不仅为“同感”概念提供了深刻阐述，更能有效矫正和拓展当代道德心理学对同感现象的某些理解局限。当代道德心理学主要关注生理痛苦或社会痛苦，如创伤和羞辱。而王阳明则揭示更深刻的同感对象，道德主体因良知遮蔽而生的“心体之痛”。王阳明提出，“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忧心在于有“未亲”“未义”“未别”“未序”“未信”者，即那些因私欲障蔽而未能达到“万物一体”境界，缺乏“仁”的人。圣人对此类“心体之痛”亦能感同身受，并生发出需要“教养之”以“克其私，去其蔽”的动力，助其“复其心体之同然”，恢复本有的仁心，达至一体境界。这种同感聚焦于道德良心之苦，超越了仅仅关注生理或社会感受的维度，将道德完善本身纳入了同感的对象领域。

　　阐释“同感”本质的深度性。有关对于道德缺失者应如何表达同理心的问题，尤其是在对方并未意识到自身痛苦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万物一体”思想为此提供了类比解释。如同医生面对尚未知悉病情的重症患者，虽患者此刻未觉痛苦，但医生基于其应然状态和病理之“苦”，已感同身受其未来必然之痛。同理，对道德缺失者的同感，源于“仁者”能感知其心体偏离本然之善的“应然之痛”，若其良知觉醒，必然对此痛有同感。这种同感并非认同其恶行，而是对其道德蒙蔽状态的深切忧虑以及对向善可能性的期许，以此激发和帮助他去除蔽障、复归本心的动力。

　　奠定同感基础的普遍性。“万物一体”思想强调“以复其心体之同然”，肯定了同感能力的普遍性基础，并将其视为道德修养达到“大人”条件的自然体现。这既为理解为何普通人常能对亲友甚至陌生人产生生理痛苦的同感提供了依据，也为解释为何需要对道德缺失者产生同感指明了方向——唤醒其共有的心体之仁。同时，王阳明承认圣人亦可能有“小过”，这使得“仁者”能够凭借自身对道德瑕疵的体验，推己及人地对他人的心体之痛产生理解与共鸣。

　　中国智慧的时代价值。以程颢、王阳明为代表的“万物一体”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对“同感”现象的理解，不仅展现了先贤卓越的哲学洞见，而且早于西方相关讨论，更以其超越主客对立的整体观照、对道德心体之痛的深度体认，以及基于普遍人性仁心的修养论，为当代道德心理学关于同感的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矫正、启迪与拓展。在强调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今天，深入挖掘并阐释“万物一体”思想所蕴含的深刻伦理智慧和心理学洞见，对于构建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道德理论，促进社会道德共识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这一思想彰显了中国哲学在理解人类复杂道德心理方面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主持人语

　　任健(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2300多年前，伟大的哲学家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孟子·尽心上》也言“万物皆备于我”，这可以说是“万物一体”理论的最早源头，宋明诸儒对此多有发明，王阳明吸取先儒智慧，形成了“万物一体”理论。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与当代道德心理学的“同感”概念有诸多契合并能为当代道德心理学提供理论贡献。那么，究竟有哪些贡献和如何贡献?黄勇教授以其深厚的哲学素养与心理学学养，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智慧，特别是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与“同感”概念，深入剖析其对当代道德心理学建构的深刻启示与独特价值。

　　黄勇教授引经据典，将西方心理学的“同感”(Empathy)概念置于孟子“恻隐之心”、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和王阳明“万物一体”的思想脉络中加以审视，通过精妙的跨文化哲思与对话，深刻洞悉了“同感”的内在结构，从认知、感知和动力三个层面和体察心境、情感共振、行为驱动等方面层层解析了现代道德心理学的理论框架。黄教授再通过“孺子入井”之不忍、“鸟兽哀鸣”之悲悯、“草木摧折”之顾惜、“瓦石毁坏”之恸心等经典意象，鲜活呈现了王阳明“万物一体”思想所蕴含的“同感”精髓，并详细分析了王阳明“一体”“同感”为当代道德心理学可提供的理论资源。

　　黄教授以心理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等多学科学术视野对“同感”做了创造性阐释。其交叉学科的诠释和研究方法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学习和研究之门，特别是将阳明心学的智慧引入当代道德心理学领域，为探究道德修养的深层心理机制提供了重要范式;同时，黄教授对王阳明“心上磨”和“事上练”道德修养路径的分析，为个体德性涵育与道德建设提供了践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