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香远去

　　我站在凯里经济开发区的城中村——翁义村的老树下，脚下是仅存的一方泥土地。二十多年前，翁义村还是绵延不绝的水稻田，夏天的风掠过，便掀起层层绿浪。如今，四周矗立的玻璃幕墙大厦将阳光切割成几何图形，投在我脚边，像一张网，网住了我对它最后的记忆。

　　翁义村的名字是有来由的。老人们说，从前村里有位老秀才，见此地溪水潺潺，稻田如棋盘，便取了“义”字为村名，取“义田”之意。我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种水稻。清明前后，大人们弯腰插秧，我们这些孩子便在田埂上追逐蜻蜓。夏天的夜晚，蛙声如鼓，萤火虫在水面上划出金色的弧线。秋收时节，整个村子都弥漫着新米的香气，那是任何高级香水都无法比拟的质朴芬芳。

　　堂叔家的木楼就在村口，杉木的柱子被岁月打磨得发亮。堂叔总爱坐在廊檐下抽旱烟，看田里的稻子长势。他常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种地这件事，半点马虎不得。那时的翁义村，日子虽然清苦，但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踏实。

　　变化始于二十多年前。凯里经济开发区的规划图挂到了村委会的墙上，红色的线条像血管一样延伸，覆盖了大片农田。起初，村民们将信将疑。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没了地，我们吃什么?但很快，第一批征地拆迁补偿款发下来了，数额之大，让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目瞪口呆。

　　我记得隔壁的王婶，领到存折那天，手抖得像筛糠。“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她数着存折上的零，数了三遍才敢确认。不到一个月，她家就买了辆白色轿车，停在崭新的三层小楼前。村里像她这样的人家越来越多，大家突然发现，原来穷了一辈子的自己，竟能一夜之间变成“有钱人”。

　　堂叔是村里少数几个不愿签字的人之一。他蹲在田埂上，粗糙的手掌抚过稻穗，像抚摸孩子的头发。“这地，祖祖辈辈种了多少年啊……”他的叹息淹没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最终，在儿女们的劝说下，堂叔还是妥协了。他的稻田变成了开发区的主干道，补偿款在城里买了套商品房。搬走那天，他偷偷装了一包田里的土，说要带到楼上去。

　　短短几年间，翁义村已然换了模样。村民们住进了电梯公寓，开上了私家车，送孩子去了私立学校。物质生活确实翻天覆地，但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去年春节，我去堂叔的新家拜年。三十多层的高楼，从阳台望出去，能俯瞰整个凯里城。堂叔的客厅装修得很气派，真皮沙发，大屏电视，但他总显得坐立不安。“地板太干净了，连个土星子都看不见。”他苦笑着对我说。那包从田里带来的土，被他装在陶罐里，放在阳台上，偶尔抓一把在手里摩挲。

　　村里的年轻人很快适应了新生活。他们学会了开车，用智能手机点外卖，在社交软件上晒新买的奢侈品。而老人们则常常聚在仅存的小广场上，回忆往昔。“那时候虽然穷，但心里踏实啊。”他们这样说。最让我唏嘘的是，村里已经没人会插秧了。去年有部纪录片来取景，需要拍插秧的镜头，剧组竟然要从其他村请农民来当群众演员。

　　上个月，我在新建的购物中心遇见了小时候的玩伴阿勇。他一身名牌，手腕上的金表闪闪发光。闲聊中得知，他靠征地拆迁补偿款做起了建材生意，现在身家早已过千万。但当我们谈起小时候在稻田里抓泥鳅的往事时，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那时候多快活啊，”他说，“现在钱是有了，可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夜幕降临，我走在翁义村——不，现在应该叫“重兴社区”的街道上。霓虹灯将夜空染成紫色，高档餐厅里推杯换盏的声音隐约可闻。一阵风吹来，我下意识想闻闻稻花香，却只嗅到汽车尾气和烧烤摊的油烟味。

　　离开时，我绕道去了村里仅存的一块空地。这里暂时未被开发，野草疯长，几株顽强的稻穗从杂草中探出头来。我蹲下身，触摸熟悉的叶片，仿佛又看到了曾经的翁义村——晨曦中弯腰插秧的身影，黄昏时升起的袅袅炊烟，月光下泛着银光的水田。

　　现代化的大潮不可阻挡，翁义村的变迁不过是千千万万中国乡村命运的一个缩影。我们获得了物质上的富足，却也付出了某种精神上的代价。或许，真正的智慧在于如何在奔向未来的同时，不忘携带那些最珍贵的记忆与价值。就像堂叔阳台上那罐乡土，虽然微不足道，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

　　稻香已经远去，但我们的根，应该深深扎在泥土地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