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红苕

　　农历八九月份，正是农村以前挖苕的季节。

　　挖苕，这念头一起，鼻尖仿佛便萦绕起一股子热蓬蓬的、混着泥土腥气与植物汁液清甜的味儿来。这味道，是属于红苕的，是属于故乡的深秋的。

　　故乡地处黔东，在这，红苕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物事。它不像稻谷那般金贵，需要平坦的田和丰沛的水;也不像小麦那般讲究时序。它随和，随便哪处山坡、哪块犄角旮旯的薄地，只要栽下几截苕藤，它便能悄悄地、奋力地长藤长苕。秋日里，稻子进了仓，金黄的盛宴便告一段落，天地间换上了一副赭褐色的、沉静的面容。这时候，农人们才得闲来料理这些埋在地下的“呆物”。于是，挖红苕，便成了晚秋时节最隆重的一场“地下寻宝”。

　　说它“呆”，是对它的褒奖。记忆里，总是父亲和母亲一道挖苕。父亲抡起那柄窄口的锄头，身子微微躬着，算准了距离，一锄下去，再轻轻一撬，一大窝红苕便连着泥土，骨碌碌地滚了出来。那景象，真是丰饶。大的如胖娃娃的手臂，圆滚滚的;小的则像顽皮的格镙(陀螺)，东一个西一个。我们呢，是断然不敢用锄头的，怕伤了它们，只配跟在后面，用手去泥土里摸索，将那些散落的、深藏的，一一拾掇到撮箕、箩兜里。倘若非要去挖，不小心挖破几个，父母要心疼好一会儿。挖苕这活儿有趣，却也带着一点小小的“惩罚”。那刚从土里出来的红苕，饱满丰腴，掐掉苕藤，或破了点苕皮，苕便会渗出乳白的浆液，黏稠稠的，沾在手上。起初并不觉得，可不多时，这苕浆见了风，便成了深褐色，紧紧地扒在手掌、手背、手指上，又粗又硬，像一层洗不脱的甲胄。回家用热水、肥皂，使劲地搓，也奈何它不得。母亲总笑着说：“莫费劲了，过几天，它自己就掉了。”于是，我们便顶着一双乌脏的手，上学、玩耍。这双手，便成了我们参与过秋收的、小小的勋章。直到某天洗手时，忽然发现那层苕浆不知何时脱落了。那“之前的红苕味”，怕是从这洗不掉的苕浆里，便已深深浸入了骨子里罢。

　　红苕的吃法，在农家是穷尽智慧的。它几乎是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底色。刚从地里挖回的，挑些细长匀称的，洗净去泥，削皮后，咔嚓一口咬下去，脆生生的，满口是清冽的甜，那是我们孩童最好的零嘴。更寻常的是，母亲将挑剩的、奇形怪状的红苕囫囵个地埋进灶孔的余烬里。快烧熟时，人在老远，鼻子里便钻入一丝丝焦甜的香气，勾得人心痒痒的。待扒出苕来，外皮焦黑，甚至裂开好些口子，露出里面金黄、微红的瓤。顾不得烫手，一边吹着气，一边在两只手里颠倒着，迫不及待地剥开。那热气“轰”地一下冒出来，带着一股子更浓郁的、近乎糖浆的香味。咬一口，软糯滚烫，甜得那样扎实、那样坦白，能从舌尖一路暖到胃里，再暖到四肢百骸里去。

　　这，还只是红苕最朴素的奉献。母亲将红苕切成片，晒成苕干，是我们漫长冬日里耐嚼的零食;更能被蒸熟捣绒，和上一点点珍贵的米粉，揉捏成团，在锅里二次蒸成金黄的苕粑。苕粑直接吃极为香甜，但最佳吃法是烧烤，那苕粑边缘烤得焦脆，内里却软糯非常，米香与苕香交织，是我们童年时代足以傲娇的好东西。若再讲究些，便将红苕磨成浆，滤出雪白的苕粉。那苕粉沉淀了，晒干了，是勾芡、做菜的佳品;而用这湿苕粉直接烙成的苕粉粑，更是晶莹剔亮，韧劲十足，是另一种口感的极致。

　　我的父亲不喝酒，母亲却每年都要烤酿苕酒待客。那苕酒性子烈，入口有一股独特的、蛮横的醇香，是老一辈农人卸下一日疲惫的良方。

　　如今想来，红苕哪里只是一种食物!它养人，也养牲畜。家家户户猪圈里那哼哼唧唧的肥猪，一整个秋冬的吃食，大半也靠它。那些被切成大块，在锅里煮得烂熟的苕藤和碎苕，便是猪的美餐。我们一年到头能吃到的为数不多的猪肉，那紧实而香醇的“猪肉味”，其根源，怕也就在这片土地上长出的红苕里了。它就这样，沉默地构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朴素而稳固的世界。人是它养的，畜是它喂的，它便是这农家生活绕不开的、沉甸甸的历史。

　　然而，时光终究是流走了。我在城里安了家，吃的米面愈发精细，偶尔也会想起红苕的滋味。超市里卖的，多是“紫薯”，身材娇小，皮色紫得发亮，蒸熟了，甜得有些单薄、有些刻意，全无当年那浑厚质朴的劲儿。我也曾兴致勃勃地买些回去，想让年迈的父母尝尝“新品种”。父亲拿起一个，在手里掂了掂，端详半晌，嘴角微微一撇：“这小个子，有啥吃头?甜是甜，没有之前的味。”母亲则说：“管他什么味，儿子买来就是好味!”

　　父母口中的“之前的味”，究竟是什么呢?我起初不解。后来才渐渐明白，那或许不单是味蕾上的感受，而是一整个逝去的时代，一整套与之相关的生活。他们怀念的，是那亲手从土地里创出的踏实，是那灶火映红脸庞的温暖，是那一家人围坐分食一只烫手烤苕的喧闹，更是他们自己那挥汗如雨、筋骨强健的年轻岁月。

　　父母是热烈固执的，他们年事已高，老家的田地早已流转出去，自然是不种苕了。前几天，我们兄弟回家，临行时，母亲颤巍巍地提出一个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是十几个精心挑选的大红苕。“拿着，城里买不到这么好的。”我们推辞，说城里也有。她便有些黯然，喃喃道：“这是我去场上挑的，最大的，沙地种的，甜。”我们只好收下。后来才从父亲口中得知，为了这袋苕，他们在众多的摊贩前比较半天，专挑那最大、模样最周正的买下，再费力地背回家。在父母那日渐模糊的记忆里，他们的孩子，永远还是那群围着灶台、眼巴巴等着烤苕的小儿女。他们要用这红苕，这是他们认知里最好的东西，来填满我们离家的行囊，仿佛这样，就能将我们与那片土地、与这个家，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我提着那袋沉甸甸的红苕回到城里，犯愁如何消耗。蒸来吃，味道终究是差了些，只得想着法子做成苕粑、煮在粥里。孩子已在外工作，妻子也只是浅尝辄止，这些失宠的红苕最后的归宿，还是垃圾桶。这过程，是一种甜蜜而酸楚的负担。我们丢掉的，何止是那“之前的红苕味”?还有那吃红苕长大的、有“猪肉味”的猪肉，还有那整个与土地肌肤相亲、汗水交织的农耕童年。

　　所幸，老屋还在。每次回家看望父母，会想到屋檐下曾挂满苕藤，堂屋的角落里堆满红苕。偶尔，父母也在温暖的灶孔里烧几个红苕等我们。童年时代那洗不掉的苕浆，早已烙印在了心上，比在手上要牢固千倍、万倍。

　　曾经，家乡的红苕那样丰饶地喂养了我的肉体与记忆，而今，它却像一枚沉入时间河底的、朴拙的印记。父母给的苕，我依旧会接过，一如接过那沉甸甸的爱。这世上，还有谁会记得为我们去精心挑选一袋，他们以为我们最爱吃的红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