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老钟的独白

　　堂屋的墙上，蹲着一台老座钟。

　　老座钟的外壳是红色的铝皮，边角处已斑驳褪色，露出铜锈的暗绿，像是岁月随意泼洒的墨迹。这钟是20世纪80年代末，父亲翻过几座山，用半个月的务工收入换来的。他背它回家的那日，山风卷着松涛，将钟摆的滴答声揉进晚归的暮色里。

　　父亲说，这钟是特意为我买的。我五行却缺金，他便亲自到锦屏县城从百货店里专门买了这尊铜钟。铜属金，金生水，他说这钟能补我的命数。我不懂命理，却记住了他摩挲铜壳时掌心的温度，仿佛要将一生的笃定刻进钟摆的皱褶里。

　　钟身高约三尺，顶上蹲着一只铜铸的麒麟，鳞甲间积满灰尘，却仍昂首向天。钟面泛着幽青的冷光，罗马数字的刻度早已褪色，唯有黄铜指针依旧倔强地行走。每日清晨六时，钟声“咚咚”响起，穿透木窗的缝隙，与檐角风铃的叮当声缠绕，惊起竹林间的雀鸟。母亲总说，这钟声比公鸡打鸣还准，是“铜嗓子喊出的时辰”。

　　钟肚里藏着一方小门，钥匙早已遗失。幼时我常踮脚窥探，只见齿轮咬合如密语，发条蜷曲似沉睡的蛇。父亲不许我触碰，只说：“里头锁着光阴，钥匙一开，日子就散了。”我不信，却总在午夜梦回时听见齿轮转动，沙沙如蚕食桑叶，仿佛真有无数细碎的光阴在铜壳深处簌簌流淌。

　　在老家的岁月，是老座钟织就的。青石板街铺成的小径从我家门前蜿蜒而过，石缝里钻出车前草与地衣，湿漉漉的晨雾漫过时，整条路便成了浸在茶汤里的脉络。钟声一响，担水的汉子踩着露水归来，竹扁担吱呀应和着钟摆;洗衣的妇人挎着木盆走向溪边，裙裾扫过石阶上的铜绿;学堂的铜铃跟着钟声摇晃，孩童们追着风筝掠过晒谷场，惊起一片金黄的尘埃。

　　堂屋的杉木梁上悬着煤油灯，灯罩熏得焦黑，与铜钟对望如一对老友。电灯进村那年，父亲执意不换，说“钨丝太亮，照不见旧光阴”。

　　夜幕降临时，煤油灯芯“噼啪”炸开一朵橙花，铜钟的投影爬上土墙，化作一只振翅的鹤。母亲在灯下纳鞋底，针尖戳破寂静，爷爷靠着藤椅读《薛仁贵征东》，书页翻动声与钟摆声一唱一和。我伏在八仙桌上写作业，墨香混着铜锈味，竟酿出几分古意。

　　鸡鸣三遍时，老座钟的铜簧在腹腔震颤。七声钟响穿透木格窗，惊起檐下麻雀扑棱棱掠过稻田。父亲蹲在门槛磨镰刀，铁石相击的火星子溅在青苔斑驳的石板上，与钟声碎成满地晨星。母亲从灶间探出头，柴火灶灶台溢出的白汽模糊了神龛上“天地君亲师”的墨迹，却遮不住老座钟红壳子映在墙上的影子——像一炷燃了半截的香，袅袅地丈量着晨光。

　　堂屋的木板墙沁着陈年桐油味，裂缝里嵌着几代人的指纹。春分那日，隔壁大爷提着竹篾编的礼盒登门，盒里躺着新采的明前茶。大爷和我爷爷，两位老人对着老座钟吃茶，茶汤在粗瓷碗里漾开涟漪，倒映着钟面上罗马数字的金边。

　　“这钟走得比公社广播还准哩。”大爷的手指抚过铝壳边缘的锈迹，那些褐色的纹路如同干涸的河床，蜿蜒着爬向“上海钟表厂”的凸印字。大爷掏出怀表比对，黄铜表链擦过老座钟的红壳，竟发出风过竹林般的沙沙响。我忽然发现钟摆的阴影折射到窗玻璃上，恰似一尾游动的鲤鱼，正沿着窗缝向窗外碎石路洄游。

　　暮春的雨来得急，瓦当垂下的水帘在碎石路上凿出小坑。老座钟的报时声混着雨打芭蕉的节奏，把堂屋填成一口共鸣箱。母亲织锦的梭子咔嗒咔嗒，父亲修补渔网的竹针上下翻飞，老座钟的铜簧便在这苗布与尼龙线的经纬里，将岁月纺成绵长的歌谣。

　　白露过后，老座钟的玻璃罩蒙了层水汽。寨子里的晒谷坪铺满金黄，钟摆的摇曳仿佛也沾了稻穗的沉实。秋分那日正午，阳光斜斜切过雕花窗棂，将罗马数字“Ⅻ”的影子烙在神龛供桌的杨梅酒坛上。父亲取下铜钥匙给座钟上发条，齿轮咬合的咔咔声惊醒了蜷在桌底的花猫。

　　“像不像摇风车的声音?”父亲眯着眼听机芯运转的韵律。我望着窗外层层叠叠的稻田，忽然觉得老座钟的铜摆锤原是架微型水车，正将山涧的清溪舀进时间的漏斗。暮色四合时，归巢的燕子掠过钟面，羽翼剪碎了映在玻璃上的晚霞，却剪不断那悠长的报时声——六下沉闷的铜音漫过晒谷坪，惊起两三粒遗落的稗子，在晚风里跳着最后的圆舞。

　　秋雨连旬的夜里，老座钟成了温暖的坐标。煤油灯芯爆出灯花时，它的红壳子便化作一团暖晕，将漏雨的瓦缝、潮湿的蓑衣、发霉的犁铧都染做旧年画般的赭红。

　　腊月祭祖时，老座钟成了最庄重的司仪。神龛前的糯米糍粑摞成塔，香烛青烟缠绕着钟摆，将“咚咚”声熏染得愈发浑厚。父亲擦拭着老座钟说：“这红壳子多像上古时代九黎族酋长的战袍。”玻璃罩后的铜摆忽然快了两拍，仿佛应和着远古的鼓点。年夜饭的蒸汽在钟面凝成水珠，顺着“Ⅵ”字的金边滑落，像一条倒流的溪水，溯向80年代那个晨雾缭绕的清晨——那时父亲正在百货店的柜台前，用冻裂的手指点着玻璃柜：“要那台红的，孩子五行缺金。”

　　谷雨时节，我带着女儿回老屋，小丫头踮脚去够老座钟的铜摆。玻璃罩映出四代人的面容，父亲的白发与红铝壳上的锈迹，在斜阳里融成同一种暖黄。

　　暮春的晚风穿堂而过，老座钟的报时声惊醒了梁下的新燕。六下沉闷的铜音荡出木楼，掠过青石路尽头的油菜花田，撞在对面山崖上又折回来，恍惚间竟有了回音。女儿仰头问：“爷爷，钟声能传到北京吗?”父亲笑着指向云雾缭绕的远山：“你听，这每一声‘咚’，都是风推着走的。”

　　煤油灯的时代，钟与灯是一对孪生兄弟。夜幕垂下时，母亲点亮灯芯，火光在玻璃罩里跳跃，将老座钟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恍若巨兽。我伏在桌上写字，钟摆的阴影扫过作业本，像一条游动的黑鱼。父亲说：“灯是亮的，钟是响的，这家就还没散。”后来，电灯进了山，煤油灯收进木箱，老座钟依然立在堂屋，像个被遗落的旧梦。

　　村中的青石板路上，脚印越来越浅。年轻人背着行囊南下，留下空荡荡的木屋。独居的五叔公常来看钟，他说：“这钟声比电话实在，听着不心慌。”有一回，他孙子从外省寄回一只电子表，他搁在钟旁，叹道：“轻飘飘的，压不住时辰。”

　　深夜里，山月爬上钟面，铜针在玻璃罩上投下细长的影，像一条银鱼游过时间的河。有时我闭眼听钟摆声，恍惚回到那个黄昏——父亲背着红漆斑驳的座钟，身影没入山道拐角，钟摆声与他的脚步声重合，一声声，踩疼了暮色。

　　老座钟的报时声，是老家的脐带，连着我与父亲的四十年。小丫头突然问我：“这钟能卖多少钱?”我答：“卖不得。它里头装着半辈子声响，你听——”。

　　钟恰敲响，声如裂帛，惊飞梁下一窝新燕。